宏观经济治理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创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深化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目的是推进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
一是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求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质和量的统一。从经济稳步的增长量的要求上看，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重要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是人均GDP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到2035年，GDP总量按2020年不变价格要翻一番，即从2021年至2035年的15年里，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以上；到2050年前后，GDP总量按不变价格增长近两倍，从2021年到2050年的30年里，年均GDP增长达到4.6%左右。因此，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创新力，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特别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推动产业创新和结构升级，才可能在经济发展约束条件发生系统性深刻变化的过程中，有效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大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方面，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逐步的提升科学性。适应市场经济周期性变化和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变化，切实通过逆周期调节，淡化周期波动性；通过跨周期调节，切实降低宏观经济调控长期成本。通过政策统筹协调，切实使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数量政策与货币价格政策等能够形成方向上的一致性，促进宏观经济趋向于均衡，宏观经济目标特别是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等基本指标如期达成。这就要求在经济体制机制上，特别是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治理方式上逐步的提升有效性。适应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变化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演变，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冲需求冲击、稳定经济稳步的增长、淡化经济周期、推动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稳健达成的同时，对冲供给侧冲击，注重培育新动能，优化升级产业体系，逐渐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态，切实加速推进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坚持“稳中求进”这一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原则，使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升级、需求侧调控和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均衡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等多方面切实实现有机统一。因此，《决定》要求，一方面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健全推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体制机制。
二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统一的现代化进程，要求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目标是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非单纯的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正如《决定》所指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看重系统集成，更看重突出重点，更看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相适应”。因此，必须在实现经济发展基础上切实促进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在坚持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新时代硬道理的同时，切实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并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互协调的良性互动。这就特别要求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能力上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推动统筹协调与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与社会各方面现代化进程不协调甚至脱节的深刻矛盾。
其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其中面临的矛盾和挑战也必然是空前的。一方面，就我国自身而言，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会相应地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就世界格局演变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使我们国家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特别是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将更为尖锐。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不仅要有效处理总量失衡矛盾，更要深入处理结构性失衡矛盾，尤其要注重缓解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缓解失业与空位并存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过密与过疏并存的人口分布矛盾，财产存量和收入增量上差距扩大的分配结构失衡，等等。要求宏观经济治理更为有机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制度体系而言，坚持这一原则极为重要。
三是实现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弥补市场失灵，要求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具有竞争性效率，但也有多方面的局限，除去在经济稳步的增长方面存在的价格刚性（黏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等现象外，在长期发展中的局限性更为突出。这就特别需要构建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以在体制机制上为实现长期发展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提供对应的制度条件。
首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切实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正如《决定》所强调的：“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统筹推进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市场之间的竞争主体本身竞争力普遍不强等各方面发展性和体制性原因，特别是在与发达经济体差距显著的条件下，依靠市场力量本身难以实现科技和产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大幅度上升和全面超越，需要更好地把市场与政府统一起来，形成更为强大的竞争力。一方面，在发展意义上，需要从国家发展的策略的高度，明确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起的产业、布局引领未来产业等方面的目标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上贯通教育科学技术人才机制；需要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明确国家科技发展的策略和政策，从人才资源上形成战略科学家、杰出工程师、领军企业家以及一流产业技工之间的合力。为此，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而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激励等多方面提供经济体制机制上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改革意义上，需要推进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之间的竞争秩序，提高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造就大批世界一流的企业，提升市场力量的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经济治理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及相应的法治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于适应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而言，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难以满足理论上实现充分有效资源配置的条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产权制度的不完备等多种原因，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及局限性，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上的局限。人类经济发展已形成巨额生态赤字。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决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要求之一，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但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单纯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本身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环境领域存在严重的外部性。因此就需要超越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全世界内达成共识，协调治理。因而，宏观经济治理甚至国际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很重要。《决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是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相关体制机制健全和完善，需要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条件。事实上，我国在经济长期强劲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发展时期，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极为尖锐，迫切地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需要在体制机制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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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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