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示范点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扩散机制，发挥着政策试验、示范引领等功能，亦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策、推动政策创新、呈现工作绩效的空间载体。为保证示范效果，地方政府聚集行政资源建设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景观化空间。在观摩活动中，地方政府对示范空间的剧场化呈现，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和精神震撼，达到补偿现实不完美的政策理想状态。在村社物质性诉求、基层政府政绩化诉求和中层政府的政治性诉求推动下，示范点应有的普遍适用性目标被逐渐替代，成为不可复制的景观。化解示范点示范性消解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从示范空间生产中的政社关系平衡寻找突破口，一方面需要明确政策示范点的经验特殊性、局限性，为借鉴者二次创新留白，警惕基层治理创新欣快症。
魏程琳.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景观化取向及其目标替代——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 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3, 45(3): 89-98.
面对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中央政府通常采取政策试验示范的方法来检验政策效用、调整政策布局，成功的政策试点随之变为政策示范点。在基层，示范点是地方政策推进、工作创新及政绩呈现的重要空间场域，成为理解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一个重要视角。
示范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扩散与执行机制，彰显了党和国家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保证政策示范效果，地方政府通常对示范点倾注更多注意力，还会将省、市、县领导人的联系点设在该点所在的村居，加强示范点建设的组织保障。领导人联系点与政策示范点都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机制，皆希望能够通过联系群众发现人民需求、完善体制机制。然而，领导联系点、政策试点与政府工作亮点往往在示范点空间叠加，推动示范空间朝着超越现实情形、追求完美气质、趋向政策理想的超常规趋势发展。
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示范村、试点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学界着重从组织机制、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对“示范”工作进行了学理分析。从组织模式看，示范村通常与项目示范点、领导联系点相结合，采取运动式治理的组织机制，偏好打破常规组织机制、集中行政资源、制造即时的轰动效应。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示范点建设效果，采用安排项目助手、设置非正式组织，综合运用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模式推动示范点建设。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领导重视程度、项目集权与分权、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关系处理，是发挥政策示范引领效果的关键，如果政策示范者致力于忠实改善村庄面貌，就会形成理想的示范推广效果。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政策示范致力于解决点、面关系，即希望能够通过个别点的示范效应，推动整体性的社会响应，实现“以点带面”的功效。然而，项目资源注入替代农民筹资、科层动员替代社会动员，有可能会出现“以点代面”的现象。既往研究深入探析了示范点的建设过程与机制，对示范点建设中的“国家社会分离”表示担忧，但对示范空间的政治属性、效用发挥机制缺乏关注，未能回答“既然示范机制脆弱、代表性不足，为何示范点仍大量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全国调查情况看，政策示范点的空间建设朝着具有理想性、补偿性、瞬时性特征的异托邦空间发展。本文采用空间异托邦理论视角，试从行政活动作用的对象——空间入手，探析示范点生产、运作的过程机制，展现示范点的政治功能、实现机制及其目标消解，探讨示范点建设的优化机制。
异托邦空间概念由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被用来指称存在于现实之中又不同于常规、均质、连续空间的另类空间。学者指出，在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乌托邦日渐失去想象能量，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随之得到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广泛接受，并越来越趋于纯粹地、简单地用之替代乌托邦这个术语，意指超越常规的空间实践状态。异托邦空间具有如下六个基本特征：①超乎常规；②在历史演变中具有不一样的样式；③不一样甚至彼此矛盾的空间可并置、被拼接于一个真实空间中，例如花园、动物园对不同时空建筑、植物、动物的并置；④容纳相异的时间或历史片段，既可以是时间累积性空间（如图书馆），也可以是瞬时性空间（如度假村、集市庙会）；⑤与其他空间相对隔离，具有开关和准入系统，人们通常只能作为外来访客参观却难以进入空间的真实生活场域；⑥具有幻觉性和补偿性，人类能建构一个幻想空间（如迪士尼乐园），或创造一个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完美、拘谨、精细安排的真实空间（如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空间改造）用以补偿实际空间的不完美。
与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关注宏观的空间结构变化、空间资本化议题不同，福柯关注微观的空间权力实践过程，将空间视为权力运行的基础、国家治理的工具。“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时代的焦虑大多数都与空间有关，毫无疑问，这种关系远甚于同时间的关系。也许在我们看来，时间只是使要素在空间上展开的各种配置活动之一”。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空间是政治性的，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事实上，国家或地方政府也可利用空间呈现政治理想、政策目标及社会动员，政策示范点便承担了这一功能。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异托邦概念逐渐摆脱福柯的具体语境，成为表达日常生活中否定、越轨、追求刺激和极限体验等欲望的代名词。然而，国内学界通常在福柯语境下使用异托邦理论，将之与历史街区、乡村旅游、音乐节事、戏剧展演等空间营造活动结合起来，分析空间生产的差异性、超现实性与补偿性特征。异托邦理论及其运用存在一定缺陷：一是异托邦空间没有规范的分类标准，没有把反抗意义上的异质空间与统治意义上的异质空间区别开来；二是该理论摇摆于规范的批判主义与无规范的描述主义之间；三是后现代主义一味追求差异和多样性，在政治上陷入形而上学式永恒革命的欣快症。
长期以来，党中央将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际，宣布全面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继续向农村注入公共资源推动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调查发现，乡村基层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倾向于聚集公共资源打造示范村庄，呈现出景观化的空间特征。本文采用空间视角，考察示范空间建设中出现的求新求异求突破的景观化现象的过程与机制，并提出完善政策示范点建设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田野访谈法，对县乡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展开半结构式访谈，掌握示范点空间生产的时空背景、政策环境、操作的流程等一手资料。2021年1月至8月，笔者在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北部的镇村分别开展了10-15天的实地调查，调查的村庄皆是在空间形态上超出常规水准的国家级、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为把握示范村与非示范村的区别，笔者对三地的普通村庄亦做了田野调查，调查村庄概况如表1所示，遵循学界惯例，文中省市级以下地名和所有人名皆为化名。
笔者所调查的六个村中，有四个是示范村、两个是积极竞争要成为示范村的普通村。六个村庄可大致分为政治性、政策性和竞争性三类，其中被中央部委重视或长期被作为示范点建设的村庄，表现出较强政治性特征——它作为各项政策的示范点已成为衡量政策成效的符号；因偶尔的机会成为示范村的村庄，则表现出某项或某几项具体政策的示范效果，具有政策性特征；积极打造村落空间却又暂未被列入示范点的村庄，在空间上呈现出竞争性特征，如表1中的皖南吴徽村、苏北云飞村。基于多地调查及笔者参与过的示范点参观考察体验，本文将从空间生产、空间剧场、空间偏差等角度理解示范村建设和存续的规律及其局限。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创新、宜居建设等示范点常常要与之匹配的工农业产业空间、文化活动空间及建筑居住空间来表达政策理想。作为超常规空间，示范点的空间生产追求打破常规、超越自我、趋近理想的境界，展现出超越常规的取向。
乡村空间是居民生产、生活、社交、娱乐休闲活动的自然资源配置，其空间布局受村庄惯习和观念的支配，例如祠堂必然居于村中心位置，而寺庙则通常居于村口、河边或山顶等风水要地。承接项目示范点功能的示范村，在空间建设中不但强调空间布局合理，而且强调空间优美可观。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地方政府通常邀请国内著名设计专家团队为村庄出设计规划图，而规划设计专家将村落视为实现田园牧歌场景的理想场所，为空间生产奠定了超现实主义理念。
在空间规划设计中，地方官员通常会提出符合地方实际的修改方案，但是“超前规划、打造样板村庄”的建设理念又驱使地方官员倾向于理想化的规划设计的具体方案。无论是不是设置村民、村干部意见征询环节，涉及巨量公共资源投入的村庄规划，都很难将民众具体而细节的诉求包含进去。被选为示范点的村庄，其规划设计的具体方案通常由地方政府领导拍板决定，而非村民村干部商议决定，这实际上取缔了乡村空间的农民主体地位，为示范点建设中的国家社会分离危机埋下伏笔，亦为示范点建成后的空间运维带来挑战。
当前中国乡村步入强国家治理时代，国家再分配能力逐步提升，公共财政支出能力越来越强，技术治理工具应用愈来愈普遍。然而，掌握慢慢的变多项目资源的地方政府，却面临越来越难以深入动员群众参与示范点建设的困境。除乡村人口原子化、离散化发展的客观情形外，政府在公共项目设计、项目决策权配置中将群众虚置的情形，亦是乡村治理愈发依赖体制动员的重要原因。超强的项目资源整合能力，使得县级政府成为地域示范点建设的主导者。在地方调查中，有县府官员说“现在不缺项目资金，最缺的是求新求异的创意”。
2018-2019年美丽庭院建设项目经费800万元。2020-2021年投入9000万元项目资金，建设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2019年启动自然村平移（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政府投入3.5亿元建设基础设施。
占地220亩的新集中居住区在2011年建成，获得县政府4000万元的基础设施配套资金。
2018年之前每年有1200万元的土地租金收入，2019年以来每年有300万元土地租金。
上表2是上海、江苏、安徽三地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公共项目资产金额的投入情况。表中的项目资金仅为粗略统计，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策示范效应，通常会整合多个项目全方位打造示范点，推动示范村空间质量达到新高度。除整合项目资源，地方政府还设置临时指挥部、临时部门推动示范点建设，采取党政联席会议、领导督察、现场观摩等方式解决示范点建设中的协调难题。在上海新民村调查中，笔者看到作战指挥部的倒排工期图，在党委推动、纪委督察下，相关建设部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皖南某县为了推动以樱花村为中心的旅游度假区建设，于2021年上半年成立专门的度假区办公室，其基本功能是精准申请、承接国家项目资源并招商引资。
在公共财政资源的保障下，县、乡、村三级组织协同推动的承载政策理想目标的示范点空间迅速建成，一个个田园村庄、特色村寨、水墨江南村社从规划图变为现实场景。
示范点建设是政策试点、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渠道，是地方政府响应国家号召、表达政治忠诚、落实中央政策的物化体现。示范点空间建设的超常规化是其政治理想主义的呈现，然而，却在相互借鉴模仿中走向了同质化。
从全国看，东部地区是政策创新的引领者，这得益于地方政府超强的财政支持、创新意识和经验总结能力。地方政策创新一旦被中央政府或部门确认推广，全国范围内的学习、借鉴就会形成一股浪潮。近年来，浙江“宁海三十六条”、上海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人民城市建设”、河南邓州的“四议两公开”、贵州六盘水的“三变改革”等政策创新点皆转变为政策示范点。在中央推广地方创新之后，各省市则会要求辖区内尽快形成政策示范点，以表明积极落实中央政策的政治立场。
由下而上的政策创新是面对地方特情、针对具体问题的问题导向式创新，是由内及外的认知突破和经验总结。然而，现实中的示范点建设的空间后果却较为趋同，同地区普通村庄的面貌却整体不动。上海、苏北、皖南地方政府在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中，除了普遍实现的道路黑化、环境绿化、美化、亮化，还都遵循了水墨江南的小桥流水空间风格，配备了宽敞的村两委办公楼及村史馆（荣誉室），并都朝着文旅结合的方向发展。示范点空间建设的盆景化、趋同化、形式化趋势愈发明显。
脱离具体场景的政策创新模仿，是从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除个别地区结合真实的情况进行二次政策创新外，很容易陷入、表征模仿的窠臼。有的乡村将不一样的区域美丽乡村的片段场景进行拼接以再造有别于他者的新场景空间，落入政策创新欣快症的窠臼。
政策示范意味着公共行政资源的投入，这会给示范点所在村社带来显著变化，成为街镇、村居干部积极竞争的政策资源。而将有限的政策资源投入基础条件好、村两委班子团结的村社，亦是保证项目效果、实现示范目标的常用方法。故而，相当一部分示范点是持续几十年承接政策试点的“老点”。例如，苏北苏民村是19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示范点、政治明星村，县政府于1962-1965年将办公地点设在该村。在“老点”做政策试验示范，县乡村干部往往配合默契，熟悉“点”的打造过程，了解示范经验总结推广的方法，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并将地方政绩和资源投放效果最大化。示范村因能获得公共政策资源投入，其村委会办公楼、小公园、道路、路灯、绿化等公共空间建设远较普通村庄卓越，这也保证了其在示范点资源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为尽量分享公共资源，普通村庄也会通过“走上层路线”“超前建设”“愿景动员”等策略进行示范点竞争。地方熟人网络为乡村干部的工作开展、信息获取提供机会空间，也为基层社会突破体制约束提供了“走上层路线”的机会。村干部如果有同学、学生、亲人在省、市、县政府部门任职，他们会以非正式方式表达村庄建设的公共需求。在不违反组织纪律的情况下，上级政府部门也愿意将项目资源投放到自己熟悉的村落或示范点。然而，“上层路线”并不能够确保示范点名额一定落在该村，乡村干部的思想认识、规划意识、干事能力都是示范点建设考虑的条件。
在笔者选取的6个村庄中，有2个不是示范村，但这2个村的村干部正在积极打造村庄环境，争取成为示范村。苏北云飞村是一个地处边缘、基础条件不好、资质平平的普通村庄，近年来之所以能轻松的获得一个个小型项目试点，得益于村支书对村庄空间的超前设计、提前建设。云飞村村支书郭某，原是县某机关工作人员。郭某具有较强的政策敏感性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他在2014年开始在村庄空地栽植桃花营造“十里桃花”的美景，并推销村庄桃雕艺术品；2017年提前整合零散水塘进行藕虾混养，形成可观赏又有经济效益的观摩点。当政府选定的乡村经济示范点失败后，云飞村迅速成为全县藕虾混养的示范点。该村随后获得一些小型示范项目，例如2021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021年，云飞村与某公司合作正在慢慢地将村庄打造成“印象桃花源”旅游场所，在笔者2021年7月份调查时，该村正在申请全县乡村振兴示范点。郭某表示，他经常在网上看其他省市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他的目标是将别的地方优秀经验和优美场景整合到云飞村，形成理想的文旅空间。郭支书经常向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汇报工作，与领导分享乡村建设理想和愿景，以求获得上级领导支持。
皖南樱花村原本也不是一个示范村，2019年在市某部门的对口帮扶下，一跃成为全省美丽乡村“315”品牌示范村。市帮扶部门向樱花村派驻的扶贫干部是该部门宣传口负责人，擅长文化品牌推广和公共形象建设。扶贫干部利用单位资源和个人关系资源积极组织宣传，收获良好的舆论效果。2019年，该村樱花盛开时，竟然吸引40-50万观众前来赏花，并获得央视、省级电视台报告，迅速引起市县领导关注。扶贫干部与县级领导对接，提出建设旅游度假区的概念，建议县政府投资兴建高标准公路，将该地区万亩茶园、千亩樱花和石佛山景区连接起来。这一建议正合县委县政府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点的组织意图。樱花村于是被选定为全省315品牌示范村，2019-2021年每年有3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改善村域环境，同时，县政府整合各项项目资源，以樱花村为中心建设彩虹公路、旅游区等公共设施。
示范点称号及其内含的资源，推动示范点“超常规、趋于完美”理念的普及，塑造了地域政治系统对示范点的认知。皖南樱花村和苏北云飞村努力成为示范村的过程显示，乡村干部主动与上级政府的政策示范理想结合，强化了示范点空间建设的超常规逻辑。
存续于现实世界中的异托邦，不仅要创造物理形态上的超常规空间，还要通过内容填充、氛围营造、人员互动形成补偿性的主观体验。地方在迎接上级部门视察观摩活动时，通常会对示范空间的要素来优化组合并予以剧场化呈现，以形成强烈的视觉、精神震撼，达到补偿现实不完美的政策理想状态。
自上而下的逐级或跨级视察、观摩，为上级了解基层情况、调整政策布局提供了便捷的入场机制。为避免在上级视察观摩中暴露工作缺陷，并展现努力工作的成效，下级政府将基础好、有亮点的空间场景设定为视察接待点。于是，除中央政府外，几乎每级政府都要做好领导联系点、政策示范点的常规化建设工作，示范空间成为观摩政治运作的载体。
苏北某地政府为快速推进政策落地，将视察观摩工作常规化，每月或每季度就对全市各县、各乡镇的示范点进行轮番观摩。如果是重大紧急工作，上级政府会每月观摩一次；如果是重大非紧急工作，每季度观摩一次。通常情况下，观摩的频率会从每月一次逐渐延长到每季度一次再到每半年一次，直至中心工作成为常规工作。苏北地区的观摩活动不限于现场督察，还采取评委打分、领导点评等方式。观摩评分计入年终考评，这对下级政府形成较大的工作压力。
为顺利通过观摩考察并取得优异成绩，下级政府之间通常会采取“共谋”的方式做好示范点迎检工作，其中县乡村的合作共谋较为普遍。县政府作为一级完整政权，掌握政策资源、项目资源的分配方向。在保障基本民生、完成硬性指标之外，县政府领导人倾向于将项目资源投入中心工作和示范点建设，以确保其在观摩竞赛中脱颖而出。同样，乡镇政府也会集聚项目资源和得力干部，将示范村、亮点村打造出出人意料的空间效果。在层级督察的观摩政治中，地方政府的在超常规建设示范点之外，还要进行示范空间的“剧场化”排演，推动示范空间向临时剧场转变。
示范点建设是否成功，关键看它能否给视察者、学习者带来强烈的视觉、精神震撼，能否实现共享情境认知。这不但有赖于物化空间呈现，还高度取决于空间展演要素的组织协调。
示范点空间展示的时间、线路、驻留节点以及节点内的文案、活动填充，会在视察观摩框架之中被反复排演。在上下级协调中，视察上班时间尽量安排在空间内容最饱满的季节，以达到最理想效果。例如视察农业生产，安排在春季、秋季最为合适，春季万物复苏给人希望和力量，而秋季的丰收景象再配上秋高气爽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示范点借助自然要素将创新内涵予以延展。
视察观摩线路的提前安排，为乡村干部修补不完美空间提供时间余地。为迎接领导视察，乡村干部通常提前三五天对沿线绿化、道路进行美化亮化。2021年7月，苏民村为迎接市级部门视察，乡村干部连续几天美化村庄道路、广场和绿地。他们为路边树木刷白灰、为路灯杆上的宣传牌重新涂漆，还将办公楼二楼的图书室改为村庄发展成效展览厅，厅的四壁上挂满图文并茂的宣传图片，厅中央摆着文房四宝和书画。乡镇政府还请人在村办公楼的楼体墙面上装置建党百年的宣传画片。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示范村空间焕然一新。
示范空间不仅是权力运作和政绩展演的载体，也在力图展现政社良性互动的局面。然而，视察观摩中的村民活动或多或少都有着表演成分。欧阳靖在某镇调查中发现，为了展现乡村产业兴旺的景象，乡镇领导安排一位长相黝黑的副镇长扮演牧羊人在山坡上放羊。而某地为了表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设成效，竟然请县专业文艺表演队扮演农民表演节目。这些类似于度假村的表演活动，成为驻足片刻的访客感知空间的佐证材料。
除了铺陈展示已预备的空间内容，示范点还要对展示空间外的不利要素进行严控，以防出现破坏空间效果的情境。视察工作的起点并非示范空间入口，而是起于视察车辆进入市、县、乡村辖区的那一刻。从视察车辆下高速或下主干道起，地方政府领导即已开始向视察领导、参观人员介绍经验产生的背景，为示范点的意义共享做好知识铺垫。与此同时，为防止有阻拦视察车辆、堵塞交通的现象，迎检方通常会对经过路段进行临时性管控。而在示范空间之内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在空间展示结束前得到一定效果控制，例如采取专人陪同村内人员。即使有信访者、反对者突然闯入视察观摩现场，地方干部也会以妥善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并将之揉进空间展示的一部分。
示范空间作为充满符号的场域，其符号的使用和接收建立在意义共享的基础上。“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展示了示范点内涵意义的理解层次差异。每到一个新的空间场景，给人带来直观印象的首先是空间表象特征——自然景观、物品装饰以及空间主体活动。而示范空间的深层内涵，要专业人员解说，才能被视察观摩人员所清晰获知。
为有效传达示范点的符号意义，示范点创建者不但要有效建设空间场景，还要对空间场景进行有效的总结提炼。随着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基层治理经验的总结表达也越来越学术化、专业化。有的地方政府为提升地方示范创新的专业水平，还聘请专家学者前来调查总结。学者以网络或纸面评论、咨询决策报告等形式推介宣传示范点经验，客观上为示范点做了背书，提升了示范点创新的可信度。有的地方政府则邀请专门的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共建示范点，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示范经验总结推广的人才，快速推动示范点经验创新。
宣传报道与真实场景的距离，相当于地图与具体空间的距离，某一些程度上是真实的，却又与完整的现场不同。领导现场视察，除了能够验证纸面上的经验结论，且能获得更加全面的背景性、过程性和延展性知识。目前在示范空间流行的影像播放和数字沙盘，更加完整地呈现了空间建设的理想效果和愿景目标。在数字沙盘展演中，地方政府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往往提出愿景目标和实施方案，进一步彰显示范点建设的补偿性、超前性。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无论远期愿景目标能否实现，它都为示范点持续获得领导关注和公共资源带来合法性。
共享的情境定义，创造和维持着社会实在的一致性。视察参观人员进入空间场景之中，通过与情景、人物互动，慢慢的变成为场景表演的协同者，共同呈现出既定的情境定义。视察参观人员在现场的问答互动，不断加深示范情境和示范点意义的共享程度。陪同领导视察的地方领导人，不失时机地将不同场景片段进行穿针引线式拼接，凸显示范点故事的重点和亮点，解说中的结构化叙事和同义重复带来打消疑虑、制造深刻印象的效果。在参观之中或结尾，视察领导的讲话逐步提升了示范点的建设意义，使得地方经验在不同地域主体间变得可理解。
示范点在空间生产中的超常规化，在空间呈现上的完美性、幻觉性和补偿性，在空间展演中的瞬时性、剧场化，模糊了政策理想与社会现实，推动示范点空间成为偏差空间。
后税费时代，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模式从资源汲取型转向资源输入型。以项目资源为基础的美丽乡村、宜居乡村、平安乡村、数字乡村、特色村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示范点建设展现出较强的行政主导性。
示范点建设是验证政策有效性的机制，是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社会动员过程，其中内含着政社协作的政治内涵。然而，县乡基层政权的公共品供给资源，从取之于民（农业税费）变为“争资跑项”，政府将更多精力用于打通上级部门关系获取项目资源，忽略了基层群众的组织工作。如今，乡村群众无偿获得公共服务的情形，一方面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方面大大削弱农民在项目运作中的话语权和主体性。
农民参与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核心目标。贺雪峰指出，当前资源下乡最大的弊病是未能将农民当做具有历史担当与主体性的人，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农民在乡村空间规划、设计和建设中的参与权弱化，强化了其无责任、无主体的意识。在农村调查发现，相当部分村民认为“美丽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在政府提供财政资金修路建桥、打造小公园绿地时索要赔偿，甚至会以信访、阻工、反复拨打市民热线等方式“逆向参与”。
示范点空间生产中的去社会化机制，推动国家意志与农民需求日渐分离。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自身强大的项目资源整合能力，而非依靠群众动员来完成空间建设，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体制内动员替代了社会动员。政府采取运动式治理方式短平快地完成乡村示范点空间建设，满足了空间生产的超前性、完美性和理想性，但却与乡村空间的真正主体——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日渐偏离。
自上而下的视察观摩活动以及外在的学习参观活动，与亲身生活其中或长期驻点调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之于示范点空间是“瞬时性”停留，后者之于示范点空间是累积性的参与观察，两者获取的信息大不相同。
事实上，无论是不是属于政策示范点，每一个完整的村庄或社区对外来者都有着准入开关机制，未经邀请的访客难以参与到村社内部互动之中，亦无法感知村民的习惯偏好。以乡村社会为基础的农村示范点建设，尽管在生产阶段脱离乡民，但在其利用、运维和评价阶段仍无法脱离乡村社会。难题在于，视察观摩活动通常将示范点置于微观剧场之中，地方政府将示范场景从常规乡村生活场景中隔离出来，并调动所有要素配合展示空间的积极面向，示范点所展示出来的信息往往“真实却不全面”。
示范机制的实现在于通过其空间效果指导别的地方的现实实践，追求的是机制和要素的普遍性。但在空间剧场效应下，别的地方参观者所获得的经验信息是理想化的、特殊性的，他们在将“先进经验”带回执行时往往遭遇政策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
示范点建设有两项基础的政治目标，一是体现党和国家改造社会的政策理想，二是“以点带面”推进政策落地。示范点的如上目标，在市、县、乡、村等多层政府运作中发生明显的变化，如表3所示。
在示范点建设中，村社主体（村干部和村民）所追求的是项目资源落地带来的现实益处，例如村落农田水利、公共道路、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农民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作为示范点建设的受益者，总体上对项目进村持欢迎态度；而村干部为了谋取政治经济利益，采取走上层路线、提前规划、愿景动员等策略积极竞争示范点项目。调查中发现，积极有为的村干部期望通过“争资跑项”为村民带来实际利益，并坦言“我们看中的是项目资源，只要资源落在我村，各项工作我们都积极努力配合”。
市、县政府领导（主职干部和部门领导）作为中央政策执行的关键主体，要在政治站位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政策示范点建设是表明地方政府积极作为的物化材料。县级政府不但要整合项目资源打造有亮点、出经验的示范点，还要组织专门人员对示范点经验进行总结提炼推广，希望借此呈现良好的行政能力并获得晋升优势。对于市县政府而言，村庄社区只是一个抽象的空间，它们不对具体空间进行干预活动，却通过行政监督、观摩考察等机制激励乡村积极竞争示范点建设创新。
处于县、村之间的乡镇政府，在示范点建设中扮演着选取和推动的关键角色，其核心利益在于追求完成空间建设后的绩效。在村级主体争点、乡镇主体选点、市县主体造点的运作逻辑下，示范点朝着超常规、理想化、政绩化的目标前进，示范点所追求的政策理想、政策示范目标被基层的物质化、政绩化目标所替代。最终，示范点以政绩表达替代示范引领，消解了其内在应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社会性目标，成为不可复制的盆景。
示范点在践行政治理想、检验政策效果、表达地方政治站位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项常规制度。从示范点的政治功能看，示范点建设内在地具有理想性和补偿性等特征，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其空间生产中的超常规取向。
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是，笔者采取空间视角揭示了示范点所承载的政治功能即政治理想与政策试验，回答了示范点在政策运作中的不可或缺性；同时指出，示范点空间的剧场化展示机制，将政策理想与社会现实糅合，消解了示范点应有的普遍性、规律性、社会性内涵。从中央政府视角看，示范点建设的原初目标既有实现政策理想的超现实性追求，又有回应现实问题、提供可行方案的普遍性追求。遗憾的是，示范点在建设过程中，其回应现实问题的普遍性追求被村社的物质化诉求、地方政府的政绩化诉求所替代。
当前示范点建设的超常规趋势，展现出基层治理创新的欣快症征兆。示范点示范性消解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从空间生产中的政社关系平衡寻找突破口，一方面需要从经验总结视角明确经验的特殊性、局限性，为借鉴者二次创新留白。如今，基层政绩考核从明确可测量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指标转变为相对模糊的民生治理指标，地方政府陷入社会治理创新竞赛之中，形成了以快速生产创新经验为目标的政绩取向。地方政府追求可视化、形式化创新带来的快感（媒体评价、领导表扬以及学者推介等），推动为创新而创新的示范点建设现象不断涌现。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将治理创新外包给“一条龙”式的服务团队，更是违背了自下而上、问题导向的创新逻辑，加剧了基层治理创新中伪创新、内卷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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